與“一帶一路”戰略接軌 和平開發利用海洋 ——關于實施國家“海上糧倉”建設戰略的幾點建議

來源:海洋財富網   發布時間:2019-08-23 16: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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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糧倉”建設戰略提出的背景

 

進入21世紀,我國海洋漁業面臨三大困境與挑戰。從近海漁業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過度捕撈、環境污染等諸多因素影響,我國近海漁場的漁業資源嚴重衰退,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大傳統“黃金”漁場形不成魚汛。我國已有的15.4萬艘(1136萬千瓦)海洋捕撈漁船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數萬艘漁船停港休業達半年之久。從大洋漁業看,金融危機后期的新一輪全球“藍色圈地運動”悄然興起,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海洋大國通過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涉海組織,開展“國家管轄外海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BNJ)的“海洋保護區”劃定工作,在推進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同時,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國際漁業資源被有限的相關國家“保護”起來,使海洋“公共物品”日益匱乏,國際海域傳統的海洋漁業捕撈將難以維系,也使得我國1340多艘遠洋作業漁船面臨生存挑戰。“過洋漁業”看,由于世界主要漁業資源富集國家捕撈配額大幅度縮減,我國的國際“過洋漁業”作業船只僅能維持在1170艘左右,而且漁業捕撈量和漁業收益也難以保障。                

在此背景下,盡管我國快速發展的海水養殖業對整體海洋漁業進行了有效補充,但非健康養殖方式也帶來食品安全等諸多問題。為保障海洋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包括我國在內的沿海國家紛紛尋找可持續利用海洋漁業資源的健康漁業生產方式。

“海洋牧場”作為一種新型漁業生產方式,克服了過度捕撈帶來的資源枯竭、海水養殖病害加劇等諸多弊端,可以實現科學合理的海洋資源立體利用,為人類提供更多、更健康的水產食品。這種把海洋轉變為“海上糧倉”的牧場式生產方式被稱為21世紀引領全球低碳創匯漁業發展的一場產業革命。

 

二、國家實施“海上糧倉”建設戰略的可行性

 

.“海上糧倉”建設勢在必行。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和人類安全的基礎。我國陸域資源與人口矛盾突出,囿于長期以來“重陸輕海”傳統觀念的影響,加之海洋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和科技水平的限制,深度立體開發海洋生物資源受到制約,作為以科技為支撐的“海上糧倉”建設既不能全面實施,也很難進入國家頂層設計范疇。隨著國家海洋戰略地位的提升,國家海洋基礎設施建設保障能力的快速提升、海洋科技進步的異軍突起,海洋生態環境的不斷改善,為“海上糧倉”建設戰略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十八大”以來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海洋強國戰略的強勢推進,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我國作為負責任的海洋大國形象有口皆碑,又為“海上糧倉”建設戰略進入國際“海上大糧倉” 建設市場提供了戰略保障。

2. 資源與基礎保障得天獨厚。我國擁有約300多萬平方千米的藍色國土,全球70%以上的面積是海洋,其生物資源蘊藏量巨大。我國在北斗導航、重大海洋災害預警預報、海洋裝備制造、海洋工程技術、海洋平臺、海洋工程材料等海洋基礎設施建設處于亞洲乃至全球領先地位,能夠滿足國際化“海上糧倉”建設的相關工程技術需求。中國是全球第一養殖大國,擁有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國水科院黃海水產研究所、中國海洋大學等一批在國際領先的海洋科教力量和國家海洋與科學技術國家實驗室團隊,擁有全球70%以上的海洋生物科技力量,曾經引領全球著名的海水養殖五次浪潮(即:藻類養殖、蝦類養殖、貝類養殖、魚類養殖、海珍品養殖等浪潮),能夠承擔起國家“海上糧倉”建設及國際化試點的科技支撐重任。

3. 國家戰略機遇難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海洋主權維護和海洋開發建設。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全球國際事務上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海上糧倉”建設與國家戰略“一帶一路”、亞投行、亞太自貿區建設等實現對接,則必將為“海上糧倉”的國際化建設提供來自中國的示范,也為諸多不發達的沿海(海島)國家的解困脫貧提供重大機遇。同時,也會推動我國遠洋漁業由單純捕撈向海洋牧場國際合作的戰略轉型。“國際海上糧倉”建設戰略的實施將會減輕我國近海海洋資源開發壓力,提升我國過剩漁業產能輸出層次,成為繼我國高鐵陸上“走出去”之后現代漁業海上“走出去”的海陸并進的戰略工程。

 

三、啟動國家“海上糧倉”建設的幾點建議

 

第一,提升“海上糧倉”建設戰略層次。建議國家把“海上糧倉”建設納入國家戰略規劃,推動融入“一帶一路”戰略和“亞太合作組織”、“亞太自貿區建設”戰略體系;建議組建 “國家'海上糧倉'建設管理保障中心”國家“海上糧倉”建設發展研究院(建議布局于威海南海新區,依托有關國家實驗室和國家級新區開展研究工作),統管 “海上糧倉”建設全球發展布局與技術研發。

第二,以全球視野推動“海洋牧場”分區謀劃。建議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開展全球海洋保護開發利用的分層次謀劃布局,其中:第一層次為我國內水、領海、毗連區,進行由岸向外的立體海洋空間規劃布局,堅持以海洋生態修復和養護為宗旨,制定“近海生態牧場”建設的分階段保護與開發方案;第二層次為我國專屬經濟區、爭議海島及其周邊海域,制定與海洋開發能力提升、海洋科技創新、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權益維護等相適應的“遠海共同保護開發智能牧場”建設預案;第三層次為大洋及極地附近海域,主動參與謀劃和制定以海洋保護與和平利用為主題的“國家管轄外海域海洋特別保護區”建設,彰顯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全球海洋意識與承諾。

第三,啟動“海上糧倉”國際合作建設示范工程。基于已有“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以國內領軍“海上糧倉”建設團隊為基礎,利用“亞投行”等新興國際投融資平臺,倡導和推動全球及區域性涉海(漁業)組織,開展重點面向“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亞太合作組織國家的“海上糧倉”國際合作建設示范工程,初期推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塞舌爾、南非等國家,在相關建設規范、運行體系、合作模式方面開展探索,在輸出我國過剩漁業產能、推動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為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傳統海洋產業轉型升級作出我國應有的貢獻。

第四,拓寬“海上糧倉”建設融資渠道。建議將“海上糧倉”建設納入國家和亞投行投融資盤子,建立全球“海上糧倉”建設專項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建議國家在威海南海新區(國家級藍色經濟新區)籌建全球“海上糧倉”建設海洋碳匯交易平臺和“海上糧倉”建設福利彩票發放管理辦法,拓展國內外投融資渠道。

 

                              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原巡視員、國家藍色經濟專家、研究員

王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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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劉曙光

2016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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